文／吳玗恂 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談論關於全球性的氣候協定與相關的計畫，最受到關注的就是2015年於COP21通過，2016年11月生效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但是除了「巴黎協定」這項受到高度重視的氣候協定外，還有其他國際性氣候變遷研究計畫。2014年於紐約舉辦的氣候高峰會中，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支持下，由聯合國永續發展網絡（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提出了「深度去碳路徑計畫」（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s Project, DDPP）的報告，此份報告由SDSN與法國智庫「永續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DDRI）主導，匯集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前16大國家，涵蓋全球74%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30個智庫參與撰寫。除了重申IPCC於2014年研究的成果－「為確保全球升溫控制在攝氏2°C，全球的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排放量需要在2050年相較於2010年降低42％-57％，到2100年降低73％-107％。」（IPCC, 2014: 13）。同時，DDPP報告也指出去碳發展的路徑是可行的，但需要透過全球緊密合作，更深入的討論各國將如何達到在本世紀中葉時，透過各種途徑得到深度去碳的零碳排目標。
聯合國永續發展網絡（SDSN）是2012年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主持，為實際解決永續發展問題，而結合科學及專業知識社群的網絡。SDSN的組織和治理以建立大量來自不同跨區域的學術網絡，透過SDSN領導委員會（Leadership Council）確保有效的決策與問責制度。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目前也是SDSN領導委員會的成員之一。SDSN目前主要負責的研究項目為永續發展、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融資。這些項目下也會有許多的計畫，而深度去碳路徑計畫（DDPP）正是氣候變遷項目下的其中一支。[1]
深度去碳路徑計畫（DDPP）
DDPP是由SDSN與IDDRI共同成立，它不僅是一項全球性的能源研究架構，也可以視為全球性的能源轉型倡議，以本世紀末全球增溫不超過攝氏2°C為主要目標，希望藉由深入研究，產出各國溫室氣排放減量的途徑（DDPP, 2014）。DDPP的主要宗旨，希望可以找出一條真正的去碳途徑，既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也具備技術可行性。DDPP總體報告分為2個部分，以2014年提出的期中報告與2015年最後完成的報告。2015年9月，16個國家為主的團隊發布了獨立報告，詳細地描述了他們對深度去碳路徑的研究，提供了對總體結果的交叉分析。[2] 除了總體報告，DDPP計畫的重點在於各國如何基於各國不同國情與國家發展，研究出各自的深度去碳途徑。[3]
DDPP的目標
目前在「巴黎協定」的規定下，各國已提交了各自的「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同時協定也含有審查機制。儘管國際氣候談判得到了相當大的進展，但是仍需思考的是：當前我們所選擇的這些方式，是否真能為本世紀末結束溫室氣體排放打下基礎？這些國家能否以2070年實現零排放（去碳）的方式來執行其2030年目標。如果當前NDCs的做法只是著眼於短期間具有減量效果的措施，極有可能在2030年以後仍將自己國家鎖定在高排放的發展路徑上（Jeffrey Sachs et al., 2015）。SDSN主任Jeffrey Sachs、執行主任Gido Schmidt-Traub及DDPP項目主任Jim Williams於2015年就曾共同撰文指出：「現在的情況的確值得擔心，到2030年我們可以選擇兩條路。第一條稱之為“深度去碳”，意味著到2030年準備執行更深入的去碳步驟。第二條可以稱為“低垂的果實”—意指適度、快速、並且成本相對較低的減排方法。」（Jeffrey Sachs et al., 2015）。舉例而言：深度去碳所要求的不是天然氣發電和高效燃油車，而是由零碳排放的綠能和電動汽車。與今天眾多政治人物眼中低垂的果實不同，這是一個深層的能源轉型，是實現氣候安全的唯一道路。
如圖1所示，第二條路（紅線）到2030年比起第一條路－深度去碳（綠線）能夠實現大幅減排，很可能也更節省成本，因為改用零碳的再生能源（風力或太陽能）和電動車可能比修正當前技術的成本更高。但問題在於第二條路在2030年後實現的減排有限，而只有深度去碳方式才能在2050年讓經濟達到必要的階段，並在2070年實現零淨排放目標。雖然短期的技術修正吸引力非常巨大，特別是對有連任壓力的政治人物而言。但需要強調的是，所有政府的計劃和承諾都應該以2050年為目標，而不是2030年，這也是巴黎協定有明確要求的。（UNFCCC, 2015）這也是深度去碳途徑計劃（DDPP）的主要宗旨，計劃顯示深度去碳既經濟又具備技術可行性，並指出了在2070年去碳的正確途徑。
在巴黎協定通過後，各國也都依規定提出各自的「國家自定貢獻」（NDCs），其內容可依照各國情之不同調整，同時也規定各會員國每5年須更新並提交其NDCs，用以檢視各國減量行動之貢獻（倪茂庭，2016）。相較於這些來自於官方的承諾，DDPP的各國報告中也提出了各國的減碳目標，DDPP的計畫小組由獨立行動的研究機構的學者組成，他們不一定代表各國政府的官方立場（DDPP, 2015a: 3）。以此理解，DDPP的撰寫機構多為各國獨立的學術機構，與NDCs由官方機構撰寫的代表性有所不同。所以雖然DDPP的報告承諾並不具有官方背書，但相對也多了非官方獨立的參考價值。也因為這樣的不同，更增加了在研究各國DDPP的價值。
另外，在UNFCCC架構下，依據巴黎協定第4條19款的要求，締約國需提出另一個以2050年為目標年的長期減量策略（long-term strategies）。目前已有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等國提出（UNFCCC, 2016）。在報告的名稱上，美國即使用Deep Decarbonization為題，但此一由政府提出的官方長程計劃與DDPP智庫性質的報告有所不同，這是各國政府依據UNFCCC的架構所提出的承諾，勢必需要在政策上更具體的說明。即使如此，DDPP的研究也成為許多國家長期氣候政策的重要參考，以德國為例，2016年德國內閣正式通過的「2050氣候行動計畫(Klimaschutzplan 2050)」(請參閱公民對話建構深度減碳願景-德國2050氣候行動計畫簡介)就積極的參考德國DDPP國家報告的相關建議。不論是官方或民間智庫的深度去碳報告，我們可以發現，深度去碳Deep Decarbonization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研究計畫，它逐漸成為一種價值的形塑。希望透過這樣的價值產出人類社會新的生活型態與目標。
各國的DDPP發展
依據DDPP報告顯示，推動整體去碳路徑計畫的三大支柱分別為：節能與提高能源效率、能源系統去碳化（再生能源、核能、及碳捕捉技術）、能源使用型態轉換（電氣化等）。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效率一直是各國重視的一環。這也符合2016年COP22提到，弭平現行NDCs與抑制增溫目標間的減量鴻溝（emission gap）的方式，就是提高能源效率（UNEP, 2016）。
綜觀各國提出的DDPP目標與途徑，在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上，16國中只有印度在205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仍然是增加的，當然這是因為印度極需透過快速低成本的經濟發展，以解決內部的社會問題。進一步檢視各國的減碳比例與能源結構調整，可以明顯地發現能源結構上，大部份國家都是以高度再生能源作為主要的去碳途徑，核能發電大國－法國也希望能夠逐漸降低對核電的依賴，但仍有部分國家將核能視為去碳的重要手段，包括韓國將核電與碳捕捉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技術視為深度去碳的主要手段。（編按：2017年6月，韓國總統文在寅宣布，未來韓國不會再興建新的核電廠。）即便核能被列為DDPP的主要途徑之一，但是以日本為例，在報告中也有列出綜合情境與非核情境做為比較分析（Kainuma, 2015: 10）。
DDPP研究團隊將目前提送深度減碳路徑的國家，依據人均收入以及排放量分成四類，與我國目前現況較相近的德、法、日、韓等人均排放量適中（人均排放量低於12噸）的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高於12000美元），其深度去碳路徑的關鍵策略也是在於能源效率提升，藉此達到減碳80%的目標。同時搭配大幅度電氣化將電力占最終能源消費的比例由目前的四分之一提升至一半以上。
經濟發展與DDPP目標的衝突
深度去碳的目標也須顧慮到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DDPP報告研究也顯示兩者是可以兼容的。因為對人類社會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極端氣候帶來的風險，報告顯示如果滿足深度去碳所需的基礎設施條件，可以使得環境效益和生活水平同時提升，將可以調和兩者之間的衝突。各國的案例研究也顯示，在能源安全、能源貧窮、失業問題上已有成功的案例。（DDPP, 2015a: 22）為了使所有國家充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使低碳技術成為可負擔的，能源規劃必須將社會發展列為優先事項（DDPP, 2015b: 22）。在推動深度去碳的的基礎下，相關的技術也創造了商機與市場，但這些建設都需要相當程度的投資，因此要落實DDPP的深度去碳，報告也認為需要提供獎勵的投資環境與監管機制，在刺激技術的發展下，同時不會造成不公平的分配情況，降低門檻讓各國都能參與才能達到真正的深度去碳。（DDPP, 2015a: 34）
2013年DDPP研究起步時，大多數的國家都尚未積極的思考2°C的問題，但藉由DDPP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了解問題的重要，相關的研究也不斷積累與交流。DDPP創造了一個國家之間相關交流合作的契機，分享技術、方法、數據和訊息。以價值的形塑與轉型來看待它，其所關注的發展與目標早已超越了氣候框架的國際條約性質，以更具高度的視角來看待氣候變遷的議題。此外，以2016年11月由IDDRI發佈的議題報告書（Issue Briefs）為例，除了在路徑上的討論，也開始關注在推動減碳政策時對國內決策過程的影響。
目前臺灣也積極的進行DDPP相關報告的草擬與技術發展，並由中央研究院研擬「深度減碳與永續發展政策建議書」做為臺灣在此議題上的第一步。當前《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已明訂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2050年碳排放減量至2005年的50%」。但是在目標之外，仍舊缺乏落實目標的路徑與相應的具體做法，更顯得臺灣推動深度減碳研究的必要。未來，研擬相應的政策與加強政府、企業、社會的溝通會是進行「深度去碳」重要的一部分。如同中研院研擬的政策建議書，減碳策略對於國家政策的形塑也是DDPP重要的一環。因為DDPP本身不具官方立場，如何以及以什麼樣的形式對國內決策產生影響，值得後續觀察。
[1] SDSN網站：http://unsdsn.org。
[2] 目前僅有14國報告提出完整報告，截至2017年7月，俄羅斯與韓國仍未上傳各自完整的DDPP報告，僅能透過2014年總體期中報告報告瞭解其減碳目標與路徑。
[3] DDPP網站：http://deepdecarbonization.org。
參考文獻
倪茂庭（2016）。〈從京都到巴黎，看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承諾趨勢〉。臺灣大學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http://rsprc.ntu.edu.tw/zh-TW/m01-3/climate-change/446-the_committ_of_cop21_2016-1021。2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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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numa, M. et al. (2015). “Pathways to deep decarbonization in Japan.” SDSN - IDDRI. http://deepdecarbonization.org/countries/#japan. Retrieval Date: 20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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