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麥肯錫報告:後疫情時代下的氣候變遷

    轉載自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編譯/倪茂庭 風險中心助理研究員;吳玗恂 風險中心助理研究員

    全球知名的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於2020年4月發布的Quarterly Addressing(季度發佈)。提出如何藉由這波肺炎疫情的經驗與教訓,作為未來面對氣候危機的規劃。作為全球大企業的麥肯錫(McKinsey)從這次的疫情中提出三個核心問題,討論疫情與氣候變遷關係,強調氣候行動的作為,仍是未來10年的關鍵,並建議應該如合思考這次的危機與後續的規劃。

    麥肯錫從這次的疫情中提出三個核心問題,討論疫情與氣候變遷關係。照片來源:Nik Anderson(CC BY 2.0)

    肺炎疫情於全球肆虐下,深刻打破人們各方面原有的想像與規劃,百廢待舉之際,所有的焦點都集中於如何重振旗鼓,此刻我們卻容易忽略了數月前,全球共同氣候行動所取得的先機與動能,以及「永續性」的議題廣泛浮現在各大公、私部門的議程上。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我們是否有能力讓氣候行動再次回歸正軌?麥肯錫(McKinsey)表示我們沒有本錢不這麼做,不僅因為氣候行動仍是未來十年的關鍵,更在於強化氣候韌性基礎建設的投資與低碳轉型,可同時創造就業並強化經濟與環境的韌性,此外,「零利率」的時代下是低碳投資進場的絕佳時機。

    麥肯錫呼籲全球各界領導人思考以下三個核心問題:

    1. 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教訓中,對氣候行動有何可學習之處?
    2. 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啟示中,對氣候行動的洞見是?
    3. 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因應策略上,各利害關係人如何採取立即行動以回應迫切的永續性要求?

    McKinsey首先分析肺炎疫情與氣候危機的相似、相異,以及相關聯之處。

    兩者相似處

    (1)同為社會、經濟實體面的衝擊(physical shocks),僅得試圖理解並回應肇因,始能解決應對此衝擊。然而,近代人類歷史未曾歷經類此衝擊,故或許從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社經衝擊、供應需求震盪等中,對於氣候危機的衝擊能有一些即視感。

    (2)皆屬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如疫情加劇石油需求減少,進而引爆價格戰,並連帶造成全球股災。此外兩者的發生機率不固定、衝擊影響非線性、具有加乘效果,對於最脆弱群體具有累退性影響(regressive),亦即越脆弱群體反而受到的衝擊卻越大,承受能力與所受衝擊不成正比。最後,皆不應再被視為黑天鵝,因為實際發生危害已不再感到意外。

    (3)兩者都需要徹底的轉型,一改過去重視短期績效利益,轉移目光至確保長期韌性的保證。從目前疫情復甦振興方案中可以證明,若維持過去思維,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4)在全球化下疆界越漸模糊,以全球治理的思維共創推力與行動策略顯得越來越重要。兩者皆有待一致、真切的全球共同合作與行動,處理此公共財的悲劇。

    從目前疫情復甦振興方案中可以證明,若維持過去思維,將付出極大的代價。照片來源:Trinity Care Foundation(CC BY-NC-ND 2.0)

    兩者相異處

    (1)全球公衛危機較具立即、直接可辨認的危害;相反的,氣候風險則較為累積性、分散性。過去,處理氣候危機時,也存在如前英格蘭銀行(BoE)總裁Mark Carney所稱的「期程的悲劇」(tragedy of the horizon),讓人們不願採取立即行動換取看不見、摸不著的未來利益。

    (2)發生肇因與應對措施面向上,二者所處理的時間尺度上也有所不同,公衛危機相對氣候危機而言時間因素來得短許多,因此,相對的,氣候危機的破壞性將更深刻。

    (3)公衛危機屬於傳染風險(contagion risk),即只要知道因果關係即得立即有效的防堵與管制;相反的,氣候風險則為累積性風險(accumulation risk),氣候行動與管制上仍須突破正當性的考驗。

    兩者關連性

    (1)主流的研究共識指出氣候危機將加乘公衛威脅,例如高溫增加的病蟲媒傳染病、棲息地破壞增加物種間傳染病交叉感染;相對的,透過理性消費、縮短並在地化供應鏈、素食生活等對於二者風險的減緩皆有助益。

    (2)藉著圍堵疫情的極端行動(如封城、禁足令),雖使環境於短期間得以回復,如:中國空污的驟降。然而,我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因此,關鍵在於如何發展同時維護經濟、環境的「永續性」典範。

    COVID-19疫情與氣候變遷相似、相異與相關聯比較表。台大風險中心製作

    可能發生什麼事情呢?

    儘管仍於疫情衝擊初期,但對於氣候行動的影響,氣候行動有助於振興復甦等面向已逐漸明朗。

    有助於支持、推進氣候行動的因素,如因居家、視訊數位技術,減少的運輸通勤需求與排放量。再者,也減少產業外包而導致的範疇三排放,甚至也讓氣候風險的經濟成本越明顯並可觀,促使私部門轉型的誘因、增加公眾對於氣候變遷科學的重視,以及提升政府採取預防、國際合作的行動意願。

    反觀,低能源價格恐導致高碳排產業的遲滯、經濟衰退壓力恐讓政府與人民忽略氣候行動的優先順位、投資者也恐延緩其低碳的投資決定、國際間的零和博弈等都是阻擾氣候行動可能的因素。

    下一步?

    每個人都至關重要,百廢待舉之際,皆應著手開始整合思考、規劃低碳轉型所需的綠色振興策略,強化所需的環境、經濟韌性,依此:

    首先,就政府而言,應採取以下四大行動:(1)培養氣候風險模擬與評估經濟衝擊的能力、(2)支應立即的低碳轉型投資、(3)重新思考加速氣候變遷危害的補貼體制、(4)厚實邁向永續所需的國際合作。

    其次,企業則有兩項優先行動,(1)對自身高碳經濟活動進行體檢,具體落實汰除高碳資產的時程;(2)藉由系統性、跨循環的視角審視如何強化產業韌性,包含在地化生產、數位化革新等。

    最後,我們每個人都應先提高氣候危機的意識,以深化氣候行動所需的深度與長度,再進一步改變心態並調整行動步伐,減少對於自然資源的耗用,邁向永續未來。

    ※ 轉載自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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